那些举家进城的故事：流动人口已呈家庭化迁移

　　那些举家进城的故事：流动人口已呈家庭化迁移

 区里收废品的师傅骑的平板车上坐着自家的闺女，摆小摊卖菜的大叔同时还看着自己的小孙子，打工子弟学校里的孩子越来越多……人口流动开始进入家庭化迁移为主的阶段，这不仅是卫计委新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中的内容，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感受。
 

　　当了二十多年“北漂”的管军觉得这种趋势是一个必然，也是一种进步，“大家都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家庭。那种自己出来，把老婆孩子都扔在老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啦。”
 

　　故事1

　　“即便我在大城市捡垃圾，我儿子的眼界也比老家的孩子开阔”
 

　　虽然刚满五十岁，但张玉娟的孙子已经4岁多了，他们一家五口都住在玲珑路的一个半地下室里。儿媳妇在家带孙子，张玉娟还是做她已经干了快8年的小时工。
 

　　张玉娟是他们全家很早从葫芦岛出来到北京打工的人，一直就做保洁工作。8年多来，她陆续挂靠了几个公司，慢慢攒起了自己的客户群，每个月的收入从刚开始的三千多到现在已经能稳定在六千左右。她的爱人老薛则在她到北京第二年后也跟了出来，“每天四点左右就骑车去新发地批菜，然后在早市上摆摊。”
 

　　两口子干了一年多，小三轮换成了面包车，把儿子小薛也从老家带出来了。早晨，小薛帮着老薛进货，白天就在附近小区收废品。“这边挺多人就直接把塑料瓶子、纸箱子扔在楼下，还有挺好的大沙发、衣服鞋子，要是在我们老家，哪有人白扔这么好的东西。”2011年，小薛和同来打工的老乡结婚，有了孩子后，小薛又跟两个老乡一起，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订做、安装塑钢门窗的小店。儿子退出后，老薛觉得独自一人进货困难，就当上了卖菜“游击队”——每天去早市批点蔬菜，傍晚的时候就在附近小区外面摆摊。
 

　　老薛和小薛虽然也有代沟，但是在继续留在北京这个问题上从无分歧，“还是在大城市讨生活容易。只要下苦力，干点啥都挣钱。孩子虽然没上幼儿园，但是我们也经常带着去公园、动物园，到处都有免费开放的游乐设施。我们过年回家的时候，老家的人还说我们孩子到底是大城市来的，见识就是多。要是在老家，也就是住的能比这儿好点，其他各方面都不行。”
 

　　“等六十多岁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养老啦”
 

　　老薛一家在老家都参加了新农合医保，他们都没办异地医保报销手续。在老薛看来，在北京即便没有医保报销，看病也比在老家便宜。“在老家，一个感冒就得挂一周的点滴，得好几百块。在这儿买点药就行了，算下来，不比在家花得多。”张玉娟告诉记者，她们公司里出来打工的基本都是一家人，而且多数都是中年人。“单个出来打工的一般都干不长。出来的人，身体一般都不错，四五十岁的比较多，真要是六十往上的基本就回家了，也就没有医保报销的问题。”
 

　　老薛一家虽然一致认为留在北京更好，但他们并没有打算从此不回家乡。老薛和张玉娟准备再干十来年，“趁着身体还行，攒出棺材本来。等到六十多岁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养老啦。”而小薛则准备看看孩子未来学习情况再决定是否返乡，“要是孩子是那块料，就回老家上学，要是成绩不好，索性就在北京上职业学校，毕业了在北京也能找到更多的工作机会。”

　　故事2

　　“经过了二十多年，我终于把全家都带了出来”
 

　　1991年，管军在父亲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工厂才工作了不到一年就不声不响地辞职了，揣着仅有的157元从老家洛阳来到了北京。管军从大酒店的服务生干起，卖过早点，推销过上百种商品，逐渐在北京站住了脚。“我的故事虽然没有‘王启明’那么曲折，不过将来讲给我闺女听，也挺励志的。”管军对自己的奋斗历程相当自豪，而让他觉得自豪的就是他不仅自己在北京站住了脚，也把全家都带到了北京定居。
 

　　管军是父母的长子，他始终觉得自己对原生家庭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当初，他的弟弟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刚刚结婚的管军就把弟弟叫到了北京，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复习考研。连考了4年，管军的弟弟终于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弟弟又考上了北京市的公务员。
 

　　安排好弟弟，管军就开始劝说已经退休的父母也搬到北京来。“我们老家正好在黄河以南，冬天没有暖气，我爸妈的腰腿都不好，我觉得就是冻的。”管军劝了三四年，父母还是不肯到北京。情急之下，管军趁着回洛阳探亲的机会，背着父母把老家的房子卖了，老两口这才不得不搬到了北京。“我爸妈总说不适应啥的，其实就是觉得来北京花费高，看病也不能报销。”
 

　　“老人看病就基本自己掏钱了，但孩子如何上学是很大的烦恼”
 

　　2011年，管军的女儿出生了，为了照顾孙女，之前一直闹腾要回老家的父母安心住了下来。管军也帮父母在老家办了异地医保的手续，而他觉得办理这个手续惟一的好处就是让父母安心：“平时拿那一点药，要是回去报销，报回来的那点钱还不够来回路费的。要是有了大病，那些进口药也根本不给报啊。”
 

　　父母来照顾女儿后，管军更真切感受到天气变化对父母健康的影响。4年前，他在澜沧江边买了一套房子。“我妈这次挺痛快，说反正也凑不到原来那些老伙伴了，那就住哪儿都无所谓了。闺女上幼儿园后，这两年我都送老人去那儿过冬，去年春节，我们家、我弟弟一家都在那儿和父母一起过年的。”
 

　　现在，管军又开始为女儿上哪种小学纠结。虽然孩子没有北京户口，但管军并不希望孩子从小就上国际学校，“我还是希望她和邻居们的孩子在一起上学，接受正常的基础教育。”管军正在犹豫是先让孩子上片区内的小学还是直接上外国语学校。“外国语学校得住宿，我有点不放心。唉，折腾这些年，没有户口，孩子上学还是不方便啊。”
 

　　管军说，他身边不少类似他这样已经在北京安家的朋友，大家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一家人都在北京，“把老人接过来的不多，多数是老人不愿意过来。但没有人不把孩子带在身边的。”但是，孩子上学就只能各谋出路，“留在北京的都是上私立学校，奔着出国，要不就是买天津的房子，把孩子学籍转过去，然后安排一个家长过去陪读。”
 

　　但在管军看来，他费了好大劲才把家人都凑在北京的，蕞不愿意做的就是再为其他事情让家人分离，所以他现在盼望的事情就是，“将来北京的高中也能允许外地学生借读，高考的时候不让我们这些外地户口的孩子参加就是了。”
 

　　观点

　　流动人口家庭化 要求人口流入地增加公共服务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从报告中看，家庭化流动趋势加强，流入人口的家庭规模有所扩大，越来越多老人，尤其是低龄老人正在加入流动大军。
 

　　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流动人口存量群体的自然老化，毕竟流动人口从蕞初产生到现在已经三四十年，弟一代流动人口随着年龄增长，逐步进入老年人行列。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经历了家庭化的四个阶段，从先初的光棍闯天下，到夫妻共同流动，再到有了孩子的核心家庭，然后到父母加入其中的扩展家庭。原本在老家的留守老人，出于帮助子女照顾孩子的需要，或者自身与子女团聚或养老的需求，也陆续来到子女所在的人口流入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流动人口家庭内部长期分离的现象，同时也给人口流入地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在过去，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相关的公共服务也主要集中在就业、社保、教育等方面，老年流动人口因为数量有限，很少受到关注，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几乎都处在空白状态。下一步，应当把针对流动老人的公共服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老年流动人口通常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方面需求较大，这就要求流入地完善相关政策，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便利。此外，这些老人离开之前的亲友圈后，需要在流入地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来自各方的帮助和支持也对他们的城市融入至关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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